您好,欢迎来到您的网站!

官方微信号

详细信息
当前位置: 首页 > 业务发展 > 电子科技
gogo体育可信吗:令人难忘的革命经历
发布日期:2022-07-02 04:56:08 来源:gogo体育登录 作者:gogo体育可信吗
  蒋炳煌,男,汉族,湖南湘阴人,1929年1月出生,1945年5月参加革命,1947年3月加入中国。离...

  蒋炳煌,男,汉族,湖南湘阴人,1929年1月出生,1945年5月参加革命,1947年3月加入中国。离休干部(享受正厅级待遇),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第六支队宣传员,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团电台队长。离休前曾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

  今年是中国成立100周年,从1947年我18岁入党算起,我的党龄也有74年了。回忆过往岁月,尤其是那段革命岁月,我感慨万千。

  我是1945年5月参加革命的。那时我十几岁,是个学生,家在湖南农村,家里比较穷,既没依靠,也没背景。当地的伪军也好,青帮各种分派也好,都想把我们这些年轻学生拉拢到他们那边去。我后来才知道,当时当地是有地下党员在活动的。一个是我们小学老师,实际上也是我家邻居,叫彭国梅;还有一个工人,开火轮的,叫谭庚堂。当时正值359旅由延安南下,到了湖北、湖南地区,准备往广东去,留了一部分在我们那里扩大队伍,这两个地下党员就和他们联系上了。考虑到我的家庭情况,彭老师就找到我说:“炳煌,你要不跟我去吧。”他说湖北有个学校,送我去上学。他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我个人当然愿意,家里一听,也觉得是好事,因为家里没有背景,不走的话,不是被拉到青帮去就是被拉去当伪军。所以我就这样以上学名义离开家,参加了部队。

  参军以后,我在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支队做文书、宣传员。1945年8月北返过了长江,调到359旅旅部报务训练班学习。在报务班学习的这段时间,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时期。一来,在报务班学习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如果不在报务班学习而在连上做文书,我可能已经牺牲了;二来,学习报务和无线电通讯的人在当时的部队是比较稀缺的,且非常重要,算是让我掌握了一门技能。学习的这几个月,部队一直在打仗,学习条件十分艰苦,器材也特别简陋。我们不能住下来,只能一边走,一边利用休息时间学习。

  到了毛主席到重庆去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后,部队才驻扎下来。蒋介石表面上在谈判,实际上却在准备发动内战。30万部队把我们包围在狭小的一个区域。那半年时间,我们驻扎在那里没有动。那时候部队没有伙食费,要去“挣钱”,河南有“赶集”,今天这个地方米便宜一点,我们就背上,到另一个价格高一点的镇子上卖掉。自己还要上山砍柴、捞鱼虾。部队被包围了以后,我们确实生活得比较困难。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我们开始中原突围。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部队离开时说是演习去,跟老乡借的门板等都没动,实际上部队是撤走了。那时日本投降了,但还有一些残渣余孽,部队撤走突围必须要悄悄地。一直往西走,我才发现不对劲,演习怎么跑到平汉铁路来了,往西没有退路了,这才知道不是演习。

  我们从6月开始走,到了9月底,才到达甘肃庆阳的西峰镇,历时3个多月。这3个多月可以说是我们最危险、最艰苦的时期。开始1个星期还比较正常,后来的3个月,没有一天晚上能安定下来休息。有时做着饭,战争就打起来了,只能赶紧行动。吃饭也是这样,饭还没熟,打起来了,就一人盛一碗,边吃边走,吃完碗就往路边一放。敌人有飞机,又有汽车,撵着我们,前追后堵。我们在陕南,看到哪个山高就爬哪个山,下了山,过了沟,又上另一座山,天天如此。原本在河南直线行军的话,半个月就到延安了,我们却一直走了3个多月。行军过程中我们没有洗过脚,更没有洗过澡、换过衣服,背包也没有了。困难的时候,我们被困在山上,坡陡没有办法架电台,我们就清理出一小点平地,放上电台,和延安直接联系,和毛主席直接联系。

  本来一个旅不应该和毛主席、直接联系,但那个时候没办法了。军区机关是分散来边区的,只有我们359旅是成建制走回来的,同军区失掉了联系,所以只能直接和中央联系。因此在电台做报务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联系不上,一摸瞎,那就真的完了。最后我们旅两三千人能成建制走回来,完全靠中央指示怎么走。

  那时掉队的多得很,上山过河又上山,没两天鞋底就磨烂了。没有鞋子,就弄个草鞋,掉队的都是脚磨破了,那时又是夏天,脚烂了,很多人就跟不上了。但是说句老实话,作为报务员,首长还是相当照顾的。大家都知道电台重要,没有电台就失去对外联系了。我还记得过荆紫关的情境,那天敌人4个师包围了我们,密集的炮弹、子弹打过来,子弹不长眼,碰着谁就是谁了。旁边的战友一个一个没有了。能活下来全靠运气。这一段可以说比较刻骨铭心。

  我们到了边区的时候,可谓是狼狈不堪,衣服破破烂烂。我们报务员,不打仗,只是跟着走,但停下来坐着时就会打瞌睡;虱子从衣服脖领那一直往外爬,一摸一个。到了边区我们住下来,衣服、衬衣、外衣、被子都换了新的。一路行军,部队也吃不到什么油水,到了边区有慰问,能吃到猪肉、羊肉。虽然被教育要少吃一点,吃细一点,不然肚子受不了,但还是有战友吃得像坐月子一样,不敢躺着。进了边区,有警备旅掩护,我们没有任何负担,就在边区休息。之后我们就去了延安,毛主席在杨家岭八路军大礼堂接见了我们。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在台上讲话,我离得很近,看得清清楚楚。在延安休整了半个多月以后,部队东渡黄河,到山西去了。

  这一段经历确确实实过得比较苦,但是回想起来,又感觉到很有意义。报务班条件那么艰苦,十几个学生走在路上,背包一扔,膝盖当桌子用,左手大拇指当电键用,铅笔短得手实在拿不住了,就用小棍棍一绑,绑上以后,继续练习。但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培养了十几个报务员通讯骨干。

  我们这些报务员毕业后就分散到部队各电台。1954年11月,我到张家口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学习,之后我就在学校做学员、教员,在系里做训练处长、副政委、党委书记。1966年学校改成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我做副院长、副校长,一直到1989年12月离休。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个学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西电和别的学校不一样,她最大的特色就是继承了当时艰苦奋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精神。当年部队中原突围,我们就是把该发出去的电报千方百计地发出去,把要收的都收回来,不能出错。报务错了就要了命,不光是自己的命,整个部队都会毁在你手里。所以来到学校以后,这份责任感也没有变。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学校才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到今年已经整整90年了。

  我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业,也没有立下丰功伟绩。但受责任驱使,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环境,我所担负的各项工作,都尽自己最大努力完成了任务,得到了群众和领导的认可。从未因工作失职或犯错误挨过批评。我敢说,作为一个员对得起党,作为一个干部对得起国家,作为儿子对得起父母,扪心自问对得起自己,没有留下任何遗憾。欣逢党百年华诞,回顾自己一生,就是听党话、跟党走的一生。衷心祝福党的伟大事业蒸蒸日上!